80年代围棋为什么那样红? 从“恐日”到刮起聂旋风

  文章来源:2015年原载于澎湃新闻,作者徐书白

  围棋“恐日症”

  实际上,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之前、“文革”尚未结束之际,聂卫平就已开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。他曾五次获得中国围棋锦标赛冠军(1975、1977、1978、1979、1981),并于1979年获第一届“新体育”杯与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。中国棋坛一致公认,1975年至1979年,是“聂卫平时代”。

  但这远不足以燃起大众对围棋的兴趣。只有中日之间进行的比赛,才能做到这一点。

  正如中国男足长期患有“恐韩症”,中国围棋也长期患有“恐日症”。“恐日症”的背后,是对中日国力巨大差距的焦虑,以及对日本曾经犯下的侵略罪行的愤恨。

  如果说足球是否起源于中国尚存争议的话,围棋则是发源于中国的地道国货,近代以来却兴盛于日本。民国初年,日本五段棋手高部道平访华,中国棋手无一是其对手。据他描述,中国棋手最高水平也不过相当于日本初段而已。这无疑是让国人绝望的事实。

  伴随着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,中日之间的围棋比赛逐渐上升到爱国层面,成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正因如此,1928年就东渡日本学棋的吴清源于1939年至1955年间在十番棋擂台上击败全部日本超一流高手时,才会激发国人极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,即便吴清源已于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入籍日本,也可以搁置不问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中日棋手对阵,依然胜少负多。

  1960年,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,中日双方共三十五盘,中国仅胜两盘,和一盘,余皆败北。

  1961年,日本围棋代表团再度访华,五十四岁的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八战皆胜。郝克强回忆说,与名手过惕生并称“南刘北过”的老将刘棣怀对弈伊藤时,刘每一手都下得很慢,常常苦思冥想,伊藤则作悠闲自得状,下完一手棋,便起身赏花观鱼。战不多时,伊藤就吃掉了刘的一条大龙,“刘老的脸红到了耳朵根”。此事也一直被中国棋手视作奇耻大辱。亲眼目睹这场惨败、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陈祖德对此念念不忘,曾在1986年出版的自传《超越自我》中说,“这不仅仅是围棋手的耻辱,也是民族的耻辱,是国耻!”

80年代围棋为什么那样红? 从“恐日”到刮起聂旋风

  刘棣怀,中国围棋一代名宿。

  后来,陈祖德曾于1963年受先一子战胜日本棋手杉内雅男九段,又于1965年分先战胜日本棋手岩田达明九段,打破了日本九段棋手不可战胜的神话。但“文革”开始后,他被下放到工厂,七年无棋可下,只能自己在宿舍内埋头打谱。因此,他曾一再感叹:“如果没有‘文革’,我们早就赶上日本了。”

  整体实力上的巨大差距,和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,让中国棋手始终得不到“复仇雪耻”的机会。

  尽管如此,“文革”后期,中国棋手还是在对日战绩上取得了堪称石破天惊的突破。实现这一突破的人,正是聂卫平。

  1974年,日本关西棋院代表团访华,宫本直毅九段连胜六场,却败在了聂卫平手下。1976年,聂卫平率中国棋手赴日参加中日围棋对抗赛,击败“本因坊战”冠军、超一流选手石田芳夫九段,并以六胜一负的成绩,被日本称作“聂旋风”。

  1974年至1980年间,聂卫平与日本九段棋手对弈三十局,胜十七局、和二局、负十一局,已然占据上风。

  不过,以上这些赛事,影响还仅仅局限于围棋圈内,与后来登峰造极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,只能说是铺垫与前奏。

  围棋外交与“老同志”支持

  铺垫与前奏也好,高潮与巅峰也罢,都来自中日双方心照不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精英的策划与经营。

  二战之后、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,让中日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,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因而困难重重。

  与一心想要赶超日本、在棋枰上一雪国耻的中国棋手相同,中国政治家也始终关注着日本围棋,但目的不是为了竞技,而是为了外交。

  在这个意义上,围棋之于中日关系,就如同乒乓球之于中美关系,是一种巧妙的外交手段。相较于前者,后者开始得更早、持续得更久,更能体现官方与民间、大陆与港台的良性互动,也更能自然而然地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衔接起来。

  1958年,中日关系因为“长崎国旗事件”出现严重危机:中日友好协会在日本长崎举办了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,会上首次在日本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,却被两名日本人撕毁。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,中国随即中止执行中日钢铁协议和渔业协议。为了缓和关系,次年10月,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率代表团来华访问。

  松村与陈毅一样,都酷爱围棋,陈毅与他手谈几盘,向他建议:中日应该多展开文化交流,“围棋、乒乓球、书法、兰花都可以。不谈政治,只谈友谊”。周恩来也提议:双方可以就此达成君子协定。松村自然无不允之理。中日“围棋外交”就此开启。

80年代围棋为什么那样红? 从“恐日”到刮起聂旋风

  陈毅与日本友人下围棋。

  1960、1961年,在松村的推动下,日本围棋代表团两度访华。值得一提的是,首度访华时的团长是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名誉九段,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,而且双目已因广岛核爆炸失明。

  1962年,以国家体委副主任、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为团长,“日本通”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也首度访问日本。这次礼尚往来的访问活动受到日方热烈欢迎,获得空前成功。

  1963年,受中方邀请,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,派出联合代表团访华。此次访华堪称中日围棋交流的里程碑,日方代表团不仅带来了杉内雅男(日方代表团团长)、宫本直毅、加藤正夫等一众高手,还授予陈毅荣誉七段棋手称号,这是日本围棋界第一次授予国外人士如此殊荣。陈毅在赠送荣誉证书仪式上发表讲话,表示愿意通过围棋交流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。

  1964年底,日本二十九名著名棋手联名呼吁恢复日中邦交,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棋手,如漱越宪作、桥本宇太郎、坂田荣男、杉内雅男等,都是日本棋坛举重若轻的人物,也都在访华的围棋代表团之列。还有许多棋手走上街头征集签名,为日中友好鼓呼。

  这一着“围棋外交”,恰似围棋术语中所说“手筋”,一子落定,通盘皆活,中日友好的种子自此便深深埋下,即便在“文革”的狂风暴雨之中,中日关系受到极大影响,中国围棋活动也受到极大干扰,一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,两国政府签订《中日联合声明》,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,中日两国又迅速重新恢复围棋交流,这才有了在日本劲刮的聂旋风。

  中日恢复邦交之后,关系不断升温,交流日益频繁。1978年,中日两国签订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,1979年,中日两国签订《中日文化交流协定》,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订,让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纪元。围棋,自然也包括在内。与日方联系合办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郝克强说:“到了80年代中期,中日两国的围棋界都有进行一场决战的需求。是时势促成双方一拍即合,诞生了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。”

  当时的“时势”究竟如何,不妨以1982年上映的电影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为例。这部电影由中日合拍,“以北洋军阀时代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漫长岁月为背景,通过中日两个围棋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,谴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,反映中日两国人民深厚情谊”。

  中方剧本作者洪州、康同回忆说,他们在1979年初展开剧本写作之时,正值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订不久,“有人以为我们意在赶这个浪头”。初稿完成之后,日方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人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,与中方反复讨论如何修改剧本。一共花了三年时间,剧本才最终修改完成,在此基础上拍摄的电影,“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”。

  洪、康两人总结原因说,“彼此都有所坚持,又都有所让步,共同的原则和目标是加强中日友好,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圆满的结局”。

80年代围棋为什么那样红? 从“恐日”到刮起聂旋风

  当时的中日关系处在多么友好的氛围当中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两位作者刚萌生创作欲望,就“兴奋地鼓励”他们的,是冯牧:“围棋的题材好,值得一写。要写出围棋的味道来。”主张“中日合拍”的,是夏衍,当时他正因病住院,在医院听完了剧本初稿录音。陈荒煤、赵丹、孙道临先后都对剧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。赵丹本来是此片中方主演与艺术顾问,1980年他去世之后,孙道临接替了他。

 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:都是“文革”时被打倒,“文革”结束之后才得以解脱的“老同志”,或者说老干部。

  对中国围棋给予最大程度支持的,是老干部,对中日围棋交流给予最大程度关注的,也是老干部。可以开出一张很长的名单:方毅(国务院副总理)、廖井丹(中宣部副部长)、金明(国务院秘书长)、张劲夫(国务委员)、唐克(石油工业部部长、党组书记)、叶飞(上将、海军司令员)、黄克诚(大将、中纪委常务书记)、袁先禄(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总编辑)……

  而这些老干部,大多受到陈毅的影响。方毅、张劲夫、黄克诚、叶飞等,都是新四军时期陈毅的部下,在他的影响下学会了下棋。廖井丹做成都市委书记时就对围棋有着浓厚兴趣,陈毅到成都视察,一定会和他聊起围棋,并叮咛嘱咐“把围棋搞上去”。“文革”之后举办了“陈毅杯”围棋比赛,主要针对老干部,不少参赛选手出身于新四军。方毅更是接替陈毅,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。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之际,曾亲自到场观战的方毅还感叹道:“如果陈老总还在,他该有多高兴啊!”

  除了这些老干部以外,邓小平、胡耀邦、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,也都对中国围棋予以特别关注。

  聂卫平在其自传《围棋人生》中回忆,邓小平、胡耀邦曾多次邀请他去北戴河休假,他的入党问题是胡耀邦过问后解决的,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文降低围棋队伙食标准,也是他找了胡耀邦,才没有降下来。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,他和曹大元还一起被邀请到北戴河,与邓小平、胡耀邦一起打桥牌休息。当时小林觉已连胜中方三人,邓小平对聂卫平说:“我看你们这一届要输。”胡耀邦说:“输了没关系,明年再来。”

  万里去世后,聂卫平在《怀念万里叔叔》一文中说:“万里不下围棋,但对围棋特别关心。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,我连胜日方小林光一九段和加藤正夫九段后,请出了日本队主将、名誉棋圣藤泽秀行九段。决战前,万里找到我,拿出一副网球拍,对我说:‘送你一副拍子,你要学习打打网球,学会放松,学会了打网球,肯定能赢日本人。’他建议我打打网球,锻炼锻炼身体,让脑子恢复活力。”

80年代围棋为什么那样红? 从“恐日”到刮起聂旋风

  陈毅画像

  而聂卫平最感念的,还是陈毅,用他的话来说,“陈老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,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。”他在还只有十岁的时候,就被父母带到北京体育馆,与陈毅下棋。此后,只要有时间,陈毅就接他过去“杀上几盘”。聂卫平后来在中日擂台赛期间,不吃午饭,只吃几片西瓜的习惯,就是因为陈毅与他初次见面时,就请他吃了当时难得一见的西瓜。

  聂卫平说,他清楚地记得,1964年中国完成原子弹试验以后,陈毅说,“原子弹相当于中国的‘九段’,中国有了原子弹,也就是有了‘九段’,而中国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,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”。

  二十年后,聂卫平真的做到了。他率领的中国围棋队在头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的三连胜,以及随之而来的围棋热,都足以告慰陈毅这位新中国围棋的奠基人于九泉之下。而今时今日,中日之间国力以及棋力的逆转,则是陈毅那句名言“国运盛,棋运亦盛;国运衰,则棋运亦衰”的最好证明。

(责编:樊璐璐)